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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1日周五的晚上，收到了一位久未商酌的一又友的微信，是转发蒋超良被查的官宣音书。

　　这位一又友是前交通银行中层，上一次商酌，照旧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第一财经日报》担任编委分摊财经新闻，他在交行公关部门任职。有天早上，他打回电话，说严重抗议。蓝本是一财一篇报谈中说起“四大行”如怎样何，交行如怎样何。他说，应该并称“五大行”如怎样何。

　　“四大行”是早已有之的叫法，“五大行”的说法也不为无据，其后又有了“六大行”的说法。那么，这些说法都是若何出现的，该以谁为准呢？

　　这件事，跟前交行董事长蒋超良还颇有联系。本文不触及这次蒋超良被查事由，仅记忆其任职交行时期的一些旧事。

　　蒋超良与交行“升咖”

　　中国的银行，除了动作中央银行的中国东谈主民银行除外，分为政策性银行与交易银行。前者如国开行（后升级为开荒性金融）、收支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后者一般分如下几类：国有（大型）交易银行，（世界性）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外资（法东谈主）银行，民营银行，村镇银行，农信社等。

　　这些说法更多是沿袭成习，比如浦发银行既是国有控股又是交易银行，但一般不会被称为国有交易银行；而好多大行和城商行改制后亦然股份制了，但都不会被归于股份制银行之属。

　　其中，国有（大型）交易银行，最早特指工、农、中、建四家，“四大行”由此而来；其后，交行也加入此行列，于是有了“五大行”之称。再其后，邮储银行完成交易化转型和股改上市，加入国有（大型）交易银行之列，“六大行”出炉并延用于今。

　　交行踏进大行之列，有一个历程。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开拔点是为了赎回京汉铁路等实业而成立的，属于官商合办，总部最早在北京，后随时事变化先后迁上海、重庆。还有一个分支，迁到了台湾，其后整团结入兆丰银行。

　　当今的交行骨子是1987年从头组建而成，那时是动作股份制银行的试点，以区别于工农中建这四家国有独资银行。其总部在上海，亦与“四大行”有别。那时候，交行乐于强调其股份制银行的身份，显得更为阛阓化。

　　当迟缓有了招行、浦发、民生、中信等股份制银行后，交行的地位变得有些玄妙。其钞票规模恰平允于“四大行”和其他股份制银行之间，跟波折都隔着一段距离；其政事地位亦然。

　　2003年银监会成立，分设监管一二三四部，一部管国有大行，二部管股份制银行。交行那时归口二部，仍属股份制银行。

　　2004年，蒋超良以湖北省副省长调任交行董事长，肩负起交行改制上市之责。交行的上市，亦是为“四大行”上市试点铺路。那时，有狡计层建造了国有大行阅兵想路，但对“四大行”径直上市几许有些悲伤。

　　从蒋超良的行政级别来看，此时交行已是副部级，跟“四大行”一样；但蒋在湖北副省长之前是央行行长助理，而“四大行”一霸手多由央行副行长出任，其间仍有玄妙分歧。何况“四大行”董事长一般都是候补中委，而蒋超良那时不是。

　　伴跟着蒋超良到交行，2004年下半年，交行通盘体系启动了“行政化升级”。昔日交通银行昆明分行开拔点更名为交通银行云南分行，并说明云南分行行长为正厅级，与“四大行”省分行行长级别相似。

　　银行的分行成就，“四大行”都是按行政区域设省分行的——中行偶有例外，比如山东的省分行曾万古期设在青岛。股份制银行更多是依据经济区域来布局，其分行定名多选拔城市称号，尤其是省会城市定名的分行，时常承担着省分行的职责。交行从分行层面行政化升级，进一步向国有大行看皆。

　　2006年，交行从银监会监管二部调至监管一部，其地位亦随之变为国有（大型）交易银行。自此，交行“升咖”凯旋，“五大行”的说法启动流传。不错说，蒋超良是交行踏进“五大行”的重要东谈主物。

　　这次监管类别调换有其深意。那时，国有交易银行改制上市进度到手，外资银行纷纷参股中国的交易银行，乃至成为一些股权较为散布的银行的第二大鼓吹。如汇丰动作交行的战投，一度执股19.9%，使得财政部马上通过国有股权划拨等方式增执交行，拉大与汇丰的股比差距。浦发也有雷同情形。

　　从更为宏不雅的配景来看，跟着银行阅兵的深化，那时国有股权在通盘银行体系中的比重是执续下落的。增执交行，将之归为国有大行，意在保管国资对通盘银行体系的适度力。在外资法东谈主银行开闸之后，这个任务变得更为遑急了。

　　自蒋超良启动，交行素质东谈主也投入了金融层面素质东谈主的交替序列。这是中国金融行业的一个旧例：央行副行长出任国有大行董事长，国有大行董事长出任那时的银证险“三会”主席，国有大行董事长、行长相互换岗······

　　比如蒋超良其后从交行董事长转任国开行行长、农行董事长；时任交行行长伸开国到建行当行长；时任工行副行长牛锡明调任交行行长。2012年，时任交行董事长胡怀邦成为候补中委；次年，胡怀邦调任国开行董事长。这种交替不错视为对交行在国有大行体系内地位的一种说明。

　　交行曾是国有大行股改上市的“探路前锋”

　　“升咖”的背后，是交行在国有交易银行股改上市中所起到的“考试田”作用。

　　2006年，我曾动作《财经》杂志上海站认真东谈主，两次与共事专访时任交行董事长蒋超良。

　　那时，交行在不到两年间完成财务重组、政策引资、赴港上市一系列首要摧毁，成为国有大行股改上市的“探路前锋”。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银行一度濒临严峻模式，致使有“本事性收歇”之忧。为了化解危境，政府选拔一系列首要阅兵措施。2004年6月，交行在国有银行中率先实施财务重组，通过增资扩股、聚首处罚不良钞票等方式优化老本结构。交行的财务重组模式（如引入社保基金入股、刊行次级债等）成为其他国有银行阅兵的参考模板。

　　2004年8月，交行与汇丰银行签署政策相接契约，成为首家引入境外政策投资者的国有大行。汇丰以17.47亿好意思元购入交行19.9%股权，创下那时外资对中资银行单笔投资记载。

　　2005年6月，交行率先登陆香港联交所，成为首家在境外上市的内地交易银行。业界多数觉得，交行的凯旋增强了有狡计层对全面奉行国有银行阅兵的信心。其刊行订价、投资者相似、公司治理等陶冶为后续中行、建行等国有大行上市提供了遑急模仿。

　　2006年6月9日，在上海交银大厦，蒋超良摄取咱们的专访，申报交行凯旋赴港上市一年来的想考与起劲。

　　彼时的蒋超良激动陈词，直肚直肠。他说，上市路演时曾被问到，既是党委通知又是董事会主席，是否 “脚色多元化”，有无冲突？“我的申诉是莫得冲突。咱们党委会代表大鼓吹利益，向董事会建议建议 。”

　　蒋超良说，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诞生党委，是中国公司治理必须承认的一个实践。“咱们想象的公司治理架构中，鼓吹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档束缚层、党委会如鱼得水。”他同期强调，党委会的运作与阐扬作用，必须在法律框架内，不成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包括不成抵牾公国法规；党委会不侵犯筹谋、也不参与筹谋。

　　他觉得，公司治理中党委阐扬作用有外洋前例，如新加坡国有控股公司，包括淡马锡在内，其在朝党东谈主民活动党设有相关机构。

　　咱们的报谈《交行破茧中》发表后，我与上海土产货金融高层东谈主士相似时，对方主动说起蒋超良的专访，说对于中国式治理结构那部分令其印象深入。

　　那时，业界与学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一些争议。金融圈高层其实更流行“喝红酒，讲英语”，对外洋上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些按序奉为尺度，对中国特色的坚贞还处于探索阶段。蒋超良的坚贞态度与了了进展，确乎引东谈主注重。

　　2006年9月，交行再一次成为国有交易银行阅兵中的亮点，我也因此再度与《财经》杂志共事沿路专访蒋超良。

　　此前，交行行长伸开国调任建行行长，蒋超良戮力目的，新行长由交行里面遴择产生。

　　这次交行遴择行长并未设候选东谈主；凡部门主宰、分行行长以上司别者均有被保举资历，只原则性列有几个条目，包括年级、学识水平、束缚陶冶、谈德操守等，提名规模致使不限于交行里面。交行里面遂戏称之为“海选”。

　　8月上旬，交行30多个分行行长与数十位部门主宰皆聚上海交银大厦，共约80东谈主参加了这次保举。保举方式为无记名投票，一东谈主一票。

　　那时，国有大行的东谈主事变动多由行政力量主导，因此，交行此番“选秀”从一启动便备受刺目。对此，蒋超良反复强调，动作H股上市公司，交行整个的方法要合适法律。“有鉴于此，交行按公司治理的一般旨趣行事，由董事会选聘行长。”

　　遴择罢了后，蒋超良称其坐窝与汇金、社保、汇丰等鼓吹进行了相似。详尽多方观点后，确定了李军动作候选东谈主，提交董事会评估。李军临了凯旋当选，成为国有大行中有数的通过里面“海选”产生的行长。这一作念法，无疑值得在国有银行发展史上记上一笔。

　　借着了解新行长的契机，我向交行里面多位中高层侧面了解蒋超良本东谈主的性格特质与责任气派。敬业与强势是高频的评价，“随机性情很大”，“品评起东谈主来很严厉”······与业界流传的“猛烈”一线之隔。问及本东谈主，他并未否定，而是强调都是为了责任。

　　从履历看，他昔日动作中国东谈主民银行派往广东的“救火队长”，主导处理广东外洋相信投资公司收歇案；到交行认真为国有银行股改上市探路，所濒临的均为复杂模式，其强势气派推断亦然被委以重担的原因之一。

　　离开交行之后的蒋超良一度宦途顺畅，屡获擢升，但在湖北省委通知任上碰到新冠疫情。疫情的发展提升整个东谈主展望，也中断了其高涨势头。

　　如今开yun体育网，蒋超良涉嫌严重违规行恶的音书传来，但细目尚未走漏，尚不知与其交行旧事是否联系。在恭候拜访后果的历程中，这一事件也再次彰显了党和国度坚决打击铩羽的决心与力度，无论何东谈主、身处何位，惟有触碰法律红线，都将受到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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